[摘要] 王石说，近年在美国游学时，他曾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，但他也想通了很多事，例如万科要少用能人，例如在中国如何“不行贿”把生意做下去。
王石说，近年在美国游学时，他曾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，但他也想通了很多事，例如万科要少用能人，例如在中国如何“不行贿”把生意做下去。
17岁参军、33岁创业、40岁公司上市、47岁飞滑翔伞、52岁登顶珠峰、54岁徒步北极、60岁海外游学。王石说，如果自己可以活到70岁，就去戈壁滩办农场。因为“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活得精彩”。
虽然他自称是个张牙舞爪的人，但即便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他却仍能处之淡然。“创业那些年，压力非常大，但是睡眠一直很好，越是困难时期，睡眠越好。”然而初到哈佛游学的那段时间，王石每天都会熬夜写作业、看笔记，而且经常一熬就熬到4点。“即便强迫自己躺在床上休息，却无论怎么都睡不着。”
王石说，他甚至曾经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。
“学期感到脑袋累，担心自己神经衰弱，但置身学习环境中，发现封存的思维竟重新开动了，就好像给生锈的机器灌了润滑油，激发出新的活力。”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专访时说，从2011年开始的游学经历，为他带来了一个旁观自己、旁观中国企业、旁观中国商业文化的新维度。
万科要少用能人
今年3月，王石推出他的新书《大道当然》，记录这种新的思考维度，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。王石在书中说，辞去总经理最初那段时间，他尝到了各种失落感。“那种感觉就好像前一天还意气风发、指点江山，第二天就让你拄根拐棍去公园散步。”王石说，刚卸任那几天，出于这种失落，他会在新任总经理汇报工作时，总忍不住插话、打断、干预，不知不觉扮演起“垂帘听政”的角色。
“到第三个星期，总经理再汇报时，我发现他眼里不再放光，看样子是想：‘与其来做汇报，还不如直接听指示。’……他很快已经没有最初的那种冲劲了……”王石在书中写道，“我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？……既然是自愿交权，为什么还不放心？因为觉得他们会犯错。”
自认从创业至今一直在犯错的王石很清楚，犯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为了让新的接班人亲自经历、进步成长，他必须彻底放手。于是，为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，王石决定离开公司登山探险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去大自然创新空间来释放、折腾、证明自己”。
不过，王石虽然离开了公司，却坚持着“少用能人”的用人原则。
“虽然我自己是个能人，但我认为办企业应该少用能人。”王石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专访时笑着解释，“什么叫能人，就是能人所不能之人。企业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，肯定急需能人，但是往往破坏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，也恰好就是这个能人。”
“这种人作为发明家是好样的，作为创业家也会是好样的，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却不合适，因为能人喜欢打破常规，不喜欢遵守规章制度。”王石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，作为万科的，他也曾经用过能人，但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她，能人带给企业的杀伤力往往大于贡献。
“个人创业往往要充分张扬个性才有可能成功。但是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，就要服从公司的统筹安排，淡化与公司整体发展不太协调的东西。”王石说。
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 缘于中国同情弱者
到了哈佛以后，王石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原来所处的生活环境。“抽离出原来的环境，你会更心平气和、更理性地看待很多事情。如果说原来更多是一种着急，现在就会发觉其实中国的改变和进步已经很大。如果说原来更多的是期待从制度上有所改变，现在则学会了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索差异。”王石说。谈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，王石最突出的感受在契约精神上。
“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契约精神。但实际上，我们不但有契约精神，还出现得很早。3000多年前的地契本身就是一种契约精神，但是我们的契约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从文化来讲有很大的差异。”王石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。
“西方信奉在契约面前一律平等，而中国的契约精神，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。”在他看来，中国的传统是同情弱者，这个传统也体现在对契约的执行上。
“虽然契约中规定了买卖双方的价格，但它背后还会暗藏一个补偿机制，这个补偿机制不是说你如果不能履行我该怎么惩罚你，而是一旦卖方有了赎还意愿的时候，赎还的价值是原来的价值。为什么楼市一降价消费者就闹事？为什么这时政府采取的态度基本是袖手旁观？因为虽然按照契约精神来讲，买卖已经成了，但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，还有一个原则，叫做同情弱者原则。”王石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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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岁的王石身材削瘦，精神矍铄，头发胡须略显灰白，与财新记者两年前在一次沙龙上的印象相比，他几乎没什么变化。其时他在哈佛游学，谈的话题除了登山、慈善，还有民粹主义、中国的未来。4月12日，已转到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做访问学者的王石，在财新传媒的北京总部接受了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《舒立时间》视频专访。这次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剑桥特色的学堂晚餐(Formal Hall，又称高桌)文化。
“就跟‘哈利·波特’里的阵势一样，大长桌子，几百年的银餐具，墙上都是先贤的画像，饭前老师带大家念一段拉丁文，藏酒都是特别好的，带劲。”他说。“高桌”是从英国牛津、剑桥大学传袭下来的一种古老英式文化，程序严谨繁复。经常参加的同学，除了有良好的人脉，还需要有健康的胃、充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。
接受财新《舒立时间》节目视频采访的当天，王石身着深色合体西装，脚穿一双花条纹袜子——那种典型的英伦绅士才敢穿的花袜子，低调而出挑。在创立房地产(行情 专区)公司万科近30年之际，他向《舒立时间》表示：“2015年，万科真正稳定持续、有效率、有质量的增长才开始。也就是说，实现我的抱负和理想，明年才刚开始。”
“你有名不是因为你的产品”
2003年，时年52岁的王石登顶珠峰。在前后近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热衷极限运动。作为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的王石，是房地产行业最有号召力的企业家，而他的影响力实际上早就超越了房地产行业。但王石对《舒立时间》坦承，直到2008年，他才真正的从内心意识到自己和公司在社会的巨大影响力。他认为，这个所谓的“名声”和自己企业的规模、自己的经营能力并不相称。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当天，万科宣布捐款200万元。不少网友认为，这与2007年超过48亿元净利润的万科形象不相称，万科应该多捐点。
为回应这一质疑，5月15日，王石通过一篇博文《毕竟，生命是位的》表示：“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，我当然表示敬佩。但作为董事长，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。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，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，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，而不成为负担??每次募捐，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。”一石激起千层浪，王石这一表态激发了网友群愤，“灾难常态化”“10元捐款上限”等说法迅速让万科陷入一场空前的公众信任危机中。
迫于压力，5月19日晚，王石公开道歉。5月21日，万科发出“补捐”公告，称将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、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，该工作为纯公益性质，净支出额度为1亿元人民币。至此，“捐款门”事件告一段落，但却给王石和万科一向健康的形象带来了损害。而就在汶川大地震半年前的2007年12月，王石在一次会议上抛出楼市“拐点论”，也激起行业大讨论，并引发市场震动。“拐点和‘捐款门’带来的那种影响和负面冲击之大，我是次感觉到。这两件事把我打回了原形，让我知道自己是老几。”王石说。
从1984年到2008年，王石内心的自我认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这在现在这个“博出位”的年代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理解。两次风波之后，王石对外发表言论收敛很多，但他骨子里仍是个真性情、爱说话的人。在万科内部，王石和毛大庆被公关视为最难控制的“领导”，而财务出身的总裁郁亮则出言谨慎，性格迥异。现在的王石最喜欢聊的不是登山，更不是房地产，而是在哈佛和剑桥游学认识的人、经历的事。一般人都认为，王石已然功成名就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人生进入花甲，还有什么没实现、不满意的？然而王石却对《舒立时间》说：“万科要做标准化、产业化，这要到2015年才开始。像海尔、TCL，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我们还在解决最基本的问题。最基本的标准化、产业化、质量过关，其他行业20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到明年才能开始解决。”
“我的参照系很简单，就是和日本的企业比，因为我们同属东亚文明。”王石认为，中国的工商界本身社会地位就不高，尽管好像你是凸显出来了，但主要是因为你掌握了相关资源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自嘲地表示，“但是我更多的是在被媒体消费，而不是有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被社会接受，更多来讲是拿你开涮，拿你来讲笑话，时刻逮着你的一个‘红烧肉’，实际上是在消费你。”
不要抱怨中国传统文化对工商界的偏见
在王石的青年时代，“商人”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职业，特别是在他这样军人家庭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，王石开始意识到，“自己此生定位就是做一个企业家了”。“你的编号是002，001是深发展。在各个地方打交道、接触的人，都是在级别那样一个层面，这个是有感觉的。”王石说。
有了些自信的同时，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认也伴随其中，直到2008年的“捐款门”和“拐点论”，这种不自信的情绪被激发出来。然而，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从企业经营或登山中找到答案。2011年，60岁的王石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，开始了陌生的访问学者生活。“到了哈佛之后才发现，登知识的山比登物理的山要难得多。在哈佛补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，一年的项目也被我延成两年了。”王石认为，学习的目标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传承，对于身处的工商阶层也开始有一个重新认知，而过去他从未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。
王石自认为已经能找到一些问题的解答。而如果能够与西方文化和思维逻辑做类比，那就更能有所感悟，对中国社会更多深层次的问题，他也能够有新的思考。“比如说万科2008年降价，消费者就有意见，要补偿。我们原先就不理解，涨的时候不找我，降了你找我了，这不符合契约精神啊。有业主打砸售楼处。我们报警，但后来发现，警察就在那看着，根本不管。”王石很不理解，警察怎么连起码的公共秩序都不管？“现在我理解了。谁是强者？开发商；谁是弱者？消费者。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弱者原则。”
在追寻“到底中国的逻辑是什么，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什么”之后，王石看起来更加有自信了，也更享受在西方的学习生活。“在哈佛，我完全是防御型的，对任何人都是防着、躲着，因为没法正面和人家交流。”到了剑桥以后，王石自觉就放松了，换了一个新的环境，一切都是新的。“中国发生的事情，太让他们意外了，西方的逻辑根本解释不了，他们有很多话要问我，很带劲。”
王石才去剑桥三个月，就认识了很多人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学院食堂吃饭。“晚上7点半，一声锣。我想那个锣肯定是中国带来的，特别响，‘哐’一声门开了。吃饭必须穿正装，外面套黑袍，像我这样肯定不行。”他拉着自己的衬衣领子说。
“在商言商绝非不谈国是”
对于困扰过他的中国工商界地位问题，王石也有了新的答案，“我说的在商言商，不是不谈政治，不谈国是。我首先是个公民，公民就有公民权，我是可以谈政治的；其次我是个商人，我当然可以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”。王石认为，自己和其他工商业者至少是“同命相连，兔死狐悲”。“躲是躲不掉的，首先自己要透明、守法；其次是靠自省，不断规范，承担社会责任，出了问题就承认，这样社会才会进步。”
2013年7月，“企业家教父”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聚会上说的一席话，经转述与放大，在企业家群体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企业家是否应“在商言商”的大讨论。“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，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，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。”柳传志说。王石在接受《舒立时间》采访时，明确澄清了他所认为的“在商言商”的三层含义。“层，中国解放之后整个国家泛政治化，一切都以政治、意识形态为主；改革开放之后，虽然变成以GDP为主导，但大家还是免不了开口闭口都是政治。因此针对这一点，我提出应该在商言商。”
“第二层含义，是我本人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，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，但作为商人，首先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判断。你如果自己都不喜欢，别人怎么喜欢你？工商业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，另一方面你自己都不尊重这个行业，那怎么行？所以商人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尊重、承认和喜爱。”“第三层含义，就是需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房地产行业同样如此。比如万科现在推进的住宅产业化、绿色建筑，就是求精的意思。”他说。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前景，王石持乐观态度。他认为，长期看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房地产会有很好的前景。不过“买了就能赚钱”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，整个行业的增长速率会放慢。
“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已经控制住了，其他城市稳中有降，如果这个趋势能保持住，那么整个房地产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健康的轨道。”他表示。此外，对于目前中央“既打老虎又打苍蝇”的反腐，王石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和期望。“对房地产行业来讲，的调控就是反腐。你会发现，反腐以后，高档房子的需求立刻就减少了，如果能坚持下去那就太好了。”王石认为，腐败行为在房地产行业尤其明显，权钱交易多数都会跟房子有关，有的官员甚至拥有几十套、上百套房子。
“反腐本身就是制止不正当交易，包括幕后交易和灰色收入，反腐把这些非刚性需求的腐败购买力抑制住，特别是对于高端房子的需求，由于腐败造成的虚高的房价也被抑制住了。”他认为，这对房地产行业是好事。针对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的重大突破，他提醒道：“政府现在提混合所有制经济，无疑将释放社会资本的强大活力，但如果还像之前几年那样腐败继续抬头，最后的结果，很有可能就是在产权交易过程中，进行一个灰色的利益重新分配。”
“现在大力反腐，把这种灰色交易抑制在可控的范围内，有利于在产权交易中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。”他说。2013年，万科通过和当地知名开发商合作的方式，先后进入了中国香港、美国、新加坡市场，包括与新世界(行情 股吧 买卖点)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香港荃湾项目，与铁狮门公司(Tishman Speyer)合作开发美国旧金山Lua项目，与吉宝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新加坡林曦阁(The Glades)项目。王石表示，万科国际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学习。他认为美国是的学习的地方，第二就是英国，三年之后再考虑进入新兴经济体国家，如土耳其、巴西、印度。
王石表示，万科国际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学习。他认为美国是的学习的地方，第二就是英国，三年之后再考虑进入新兴经济体国家，如土耳其、巴西、印度。“但无论怎么国际化，万科主要的业务重点仍会在中国。”他说。王石认为，包括万科在内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，仍旧面临文化差异、环保意识等诸多挑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，重新定位，这是一个反思的过程现在，王石更多的兴趣已从万科、房地产、运动转移到文化传承、个人修为上。“剑桥读完了，我就准备去耶路撒冷，研究基督教的本源；然后是伊斯坦布尔，了解伊斯兰问题。”王石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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