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直接告诉我们目前被限购群体的规模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这个群体规模之庞大，足以影响到整个市场的局势和走向。3月10日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，目前住建部所要求的35个城市已有34个出台了限购措施，限购令目前没有停止的时间表。
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直接告诉我们目前被限购群体的规模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这个群体规模之庞大，足以影响到整个市场的局势和走向。
3月10日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，目前住建部所要求的35个城市已有34个出台了限购措施，限购令目前没有停止的时间表。
本报通过联合房天下所作的意向针对性调查显示，截至目前，有近八成的被限购业主表示，不会考虑抛售手中物业，仅有约4％的被限购业主因为担忧后市，考虑小幅降价出售，其他人在还在犹豫。
换言之，大量被限购业主手中的物业并不能流入市场形成有效供给，从而改变市场供求格局。尽管这或许也不是限购令的核心目标，但不可否认，这并非一种理想的调控状况，这股力量或许就将是调控能否见效的一个不确定因素。
另一方面，限购令是典型“有形之手”对社会资源的再配置，因其强制性和部分不合理因素，广受争议，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：
争议一：对非户籍居民家庭的限制被认为“排外”。尤其是对那些首套需求的非户籍居民家庭的限购，被广泛认为是“误伤”。
争议二：对非户籍居民家庭的社保和个税缴纳证明之要求，亦存质疑。社保覆盖度的不足和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收入的低下，导致部分合年限的真实需求，因无法提供社保和个税缴纳证明而被限制购房。
争议三：限购限不住补社保、补税单和假离婚的歪招。补社保、补税单和假离婚是去年限购城市的规避手段，今年限购趋严，势必会导致上述手法被更广泛的使用。
或许，通过进一步了解以下这些被限购者的样本，进而针对性制定或调整各地限购措施，才能真正发挥其调控效果。
被限购者
1、浙江商人洪先生，非上海本地户口，其子去年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，洪先生在去年给儿子在学校附近购置了一套一室住房。去年12月初，洪先生因自身公司业务重心移至上海，希望自己与妻子搬来上海同住，并已看中总价约350万元的两房，已与房东达成意向，交付定金。但随后限购令推出，洪先生被限购，无奈放弃购置计划，转而将原来购置房屋的资金投入自己较为熟悉的贸易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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