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“逆城市化”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。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“城市化”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人口增多、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等“城市病”越来越严重之后，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。
“逆城市化”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。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“城市化”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，人口增多、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等“城市病”越来越严重之后，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。
美国“逆城市化”的时候，步，富人先搬出去，因为他们很有能力，有钱，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他们搬出去之后，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。第二步，中产阶级搬出去，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，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。
而我在《财经郎眼06》中就指出，中国的“逆城市化”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根据2010年8月15号新华网的报道，浙江全省“农转非”数量从2004年的57.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.9万人，降幅高达67%。
我这还有一个数据，杭州、义乌、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，我们平常说的是“农转非”，现在这个词叫“非转农”。
为什么会出现“非转农”？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。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。你看在我们“城市化”快的地区，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，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。这种现象太有意思了，难道这代表说我们的“逆城市化”是我们富裕的开始吗？
我们的“逆城市化”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，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，并不是真正的“逆城市化”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，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。
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注脚，就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，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，所以你有农村户口，就有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。
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，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，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户籍制度，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，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。
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土地制度，因为土地能生钱，而且越来越值钱，土地就是财富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拆迁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。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，一旦搞土地私有化，你晓得什么结果吗？土地迅速增值，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，而是百分之几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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